经济研究
转变发展模式，避免中国经济大萧条
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然而，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潜在挑战。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灵活性的社会，人们更注重实际生活，而不太关注正式规则。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和人民有着出色的适应和应对各种环境变化与挑战的能力。即使在面临企业利润下降、外部订单减少、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找到生存和经营的方法。因此，我预测在近几年里，中国经济可能不会出现大的波动，而会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
然而，我们也要承认，中国经济整体增速的下行是一个必然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历史时期中，都不可能长期保持经济的两位数增长。经济增速的放缓是大势所趋，即使通过政府投资和建设大项目能够在短期维持经济增速，但无法改变长期经济下行的趋势。过去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通过银行贷款和投资来推动的，特别是依靠政府直接投资和启动大的国有部门的基建项目投资来支撑的。然而，这种靠低利率的信贷扩张所带来的短期经济增长，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我们必须意识到依靠贷款、信贷泡沫和政府负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危害，并建立预警机制，尽可能将不当投资所遗留下来的“次贷”尽早慢慢地消解掉，以避免出现大的经济衰退。同时，我们需要转变发展模式，推动中国经济向更加可持续、更加注重创新和质量的方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保持健康、稳定的增长。
自现代社会以来，历史上的多次经济危机告诉人们，每当世界经济出现问题，金融系统总是首当其冲。股市大幅下跌，接着银行破产，然后实体经济也会受到波及。在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后，实体部门的增长速度逐渐放缓或下滑是很自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忽视整个经济体系中隐患的积累和爆发。一旦金融和银行体系出现问题，就像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一样，后果将不堪设想。这样的情况不仅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还会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可能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点，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范和应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为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应对大转型：理性预期与渐进改革”
面对不可避免的经济增速下行，我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并形成“理性的预期”。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转型，我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战略需要做出合宜的调整。我们不能再寄希望于通过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投资来逆这一大趋势、维持短期的高速增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尽量避免出现大的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突然断裂。
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被一些短期的经济数据所迷惑，也不会再去做那些难以实现、不可持续的事情。真正需要做的是渐进性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和发展构建良好的制度基础和条件。
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以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通过改革，我们可以打破旧有的体制束缚，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和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需要充分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确保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智慧和勇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为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中国经济
2012年初始，中国经济已放慢前进的脚步，出口下滑、产能过剩，再加上消费疲软让原本动力十足的“三驾马车”开始举步维艰。面对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什么才是最适宜的宏观政策？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里？货币流动性、楼市、股市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
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也意味中国经济增速进入了下行轨道
韦森：凯恩斯的伟大发现与当今中国经济的现实意义
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第二卷第30章中，凯恩斯强调说：“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之前，他还深刻地指出：“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这是凯恩斯的伟大发现，对于当今中国经济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时期。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门，包括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润率都有一个快速上升的时期。大家都赚了钱，很多人还赚了大钱。这正是发生在中国经济的黄金增长时期。
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数据都表明，中国各类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用凯恩斯经济学的话来说，当今中国经济“资本边际效率”正在下滑。这是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动力不足最根本的风向标。吴敬琏教授今年早些时候曾提出一个观点：“各行各业赚大钱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再寄希望于通过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基建项目投资来逆这一大趋势、维持短期的高速增长。相反，我们应该做好心理准备，并形成“理性的预期”。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大转型，我们国家和企业的发展战略需要做出合宜的调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尽量避免出现大的金融和经济体系的突然断裂。
我们也需要充分考虑到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确保改革能够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通过改革，我们可以打破旧有的体制束缚，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和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以来，每一个国家能保持高速增长的时期都不是很久，最多也就是二三十年，恰好都是赶上一波大的科技革命。纵观历史，英国真正崛起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工业革命时期，有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直到1873年，就来了一个大衰退。德国在1871年统一后，也经历一个2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后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从1955年开始，到1973年出现石油危机后就结束了。随后，日本经济从1975年开始恢复，在1975—1985年的十年间进入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稳定增长期”，其GDP增速也由原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8%—10%下滑到5%—6%。到1985年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陷入了“日本病”怪圈，二十多年过去，到现在都没有走出来。
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经济也有许多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于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变动上。在过去差不多20年，中国的GDP与政府财政收入飞速增长，企业利润和资本的回报率也很高，一大批富人群体迅速崛起，但老百姓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却一直在下降，导致了“国富民穷”的现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财富占有上的差别均迅速拉大。这就跟当年的日本截然不同。按照台湾清华大学经济史学家赖建诚教授的研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率几乎与GDP增长速率同步，在“国强”时，“民富”了，并且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不是太大。我们现在则完全不同，国富了，民却不怎么富，且只是富了很少一部分人，也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了。
中国的经济增长现状与1973年的日本有诸多相似之处。在那个时期，日本的经济经历了近20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接下来的十七八年便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时期”。然而，当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进入萧条期时，人均GDP已经接近2.5万美元，甚至比当时的美国还要高出1658美元。
现在，我们的人均GDP仅为5000美元。如果中国能保持一段时期的5%-8%的经济增速，那将是非常可观的，甚至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果政府决策层试图逆势而上，通过高投资率来强行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那么很可能在中国人均GDP还没有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就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们应该努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经济增长的大潮中，决策者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制定出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政策。高投资率并不是维持经济增长的万全之策，反而可能引发更大的经济风险。
基于上述判断，我认为对中国经济渐进下行要有“思想准备”和“合理预期”。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决策层和企业家乃至普通投资者才有可能制定出符合经济运行自然法则以及这一大趋势的决策和对策。否则，如果仍然违背经济运行的内在法则，靠大规模地释放银行贷款来强行维持短期的高速增长，再来一波大规模的投资，那么很可能在未来会把中国经济推向突然崩溃和大萧条，这也是我最近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分析经济周期发生原因的经济学著作时获得的一些感悟。当然，我们不能迷信纯经济学理论。然而，依照奥地利学派的商业周期理论，反观当今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判断。虽然经济学人预期未来都是危险的，但是如果没有危机意识，盲目扩张，盲目投资，可能危险更大。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以及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引发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之前，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有过思想准备，或者发出预警，各国经济才会“摔”得如此惨烈。有预警，有思想准备，可能更有益于社会发展和经济进步。
目前中国的银行坏账率从账面上看还不高，仅为1%。但更重要的是，截至2011年底，中国贷款余额超过58万亿元，而2011年的GDP为47.9万亿元。由此推算，1元GDP的背后就积累有1.28元的贷款。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资“铁、公、基”项目，成为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手段。然而，这种增长方式也带来了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近期，虽然政府通过银行贷款来启动和完成一系列逆势投资，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大规模的投资必然带来沉重的债务负担，而这些负债主要依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来承载。随着土地出让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将面临借新债还旧债的困境，再发新债成为发展的唯一选择。然而，如果企业不再盈利甚至亏损，纷纷放弃实业，仅依靠政府投资来强行维持高增长率，我们的经济还能走多远？几年后是否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高达58.2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是政府和企业贷款，其中仅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就高达21.8万亿元。各行各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资本的回报率在下降，大量企业不赚钱，甚至开始亏损。江西最大的民企赛维LDK公司和无锡的尚德集团都是典型的例子，负债累累、资不抵债的企业比比皆是。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大部分民营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不再盈利，甚至亏损了，而我们的经济仍然依赖政府投资来维持高增长率，那么我们的经济还能走多远？几年后是否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政府应该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监管和管理，避免出现浪费和重复建设的情况。其次，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创新和创业，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活力。最后，政府应该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管理，避免出现泡沫和风险。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刚刚开始，经济体制逐渐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束缚。这一时期，中国拥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劳动力教育水平和技能不断提高，能够胜任现代制造业的生产和装配。尽管当时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还有待完善，但政府对外资持开放态度，各地政府积极提供优惠的招商引资条件、基础设施支持等，吸引了众多西方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
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制造业在过去20多年中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中国的汽车、钢铁、水泥、煤炭等产品的产量迅速增长，家电产品等也逐步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跨越。这些成就彰显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迅猛发展。
然而，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当前中国几乎所有产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正在逐渐减弱。政府税收迅速增长，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大，劳动力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导致许多中国出口产品制造业企业的竞争力逐渐下降。
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人们可以发现一个悄然却重要的变化：西方国家的商场和超市中，来自中国的产品数量开始减少，而来自越南、孟加拉、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墨西哥、秘鲁等国家的产品正在逐渐增多。这意味着，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已不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
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这些优势逐渐减弱。政府需要采取措施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如加强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劳动力素质等。同时，企业也需要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加强管理创新和品牌建设，以重拾竞争优势。
国家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与扶持
近几年发改委为振兴新兴产业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许多新的政策举措，甚至给予一些资金支持，其主导思想和愿望无疑是好的，也在某些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要看到，这些政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帮助企业，有些反而是害了企业。例如发改委和地方政府扶持一家企业发展太阳能产业，启动资金给了500万元，并给予企业补贴、免税等政策。这种做法看似在帮助企业，但有可能是害了企业。因为企业要为新型产业的产品形成生产规模，可能会从银行贷款几亿元，或通过IPO从资本市场募集几十亿元，盲目建新厂以增加生产能力。但是，当产品生产出来了，发现“不经济”，价格和应用不能为国内外市场所接受，或者一些新产品不能与现有能源行业的产品竞争，结果造成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企业背上巨额银行负债，面临倒闭和被清算的命运。
我们提到的江西最大的民企赛维LDK公司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无锡尚德集团也是。现在中国有多少这样的在国家扶持新产业政策下错误投资而陷入困境的企业？像这样的企业，像这样的投资，你说发改委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帮助了企业，还是害了企业？
中国经济不是“硬着陆”和何时“见底”的问题
纵观1929—1933年的大萧条和2006—2008年金融风暴后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起先都不是实体部门出问题，而是金融和银行系统先出问题，然后再传导到实体部门。大都是股市暴跌在先，然后是银行倒闭、失业率攀升，逐渐过渡到实体部门，最后实体部门企业大量破产倒闭，形成大萧条。我们真心不希望这样的危机未来在中国重演。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应该让人们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速逐渐下行将带来的风险和问题，采取理性的和合宜的应对，而不是一再逆大趋势盲目扩张，指望靠新一轮大规模投资来维系短期经济增长的原因。一句话，我们的政府决策层、经济学家、企业家、财经媒体如果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顺应经济运行的自然和内在法则，像三一重工那样合宜应对，该扩张的继续扩张，该收缩的及时收缩，或许未来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会更好。
现在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同意我的这个判断。自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的恢复与增长，主要是依靠银行贷款来推动的。来自央行的数据显示，2009年银行贷款余额为9.7万亿元，2010年为7.5万亿元，2011年是7.8万亿元。但根据我的计算，实际贷款量远高于这些数据，过去3年中国的贷款总量实际上超过30万亿元。中国决策层每次应对经济下滑，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靠释放银行贷款。这次似乎又是故伎重演。但殊不知，贷款有时是无效率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往往是无效的。
近三年来，央行并没有超发多少货币。从2008年12月到2011年12月这整整三年期间，中国经济体内的M0从3.42万亿元增加到5.1万亿元，才增加了不到1.7万亿元。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央行多“印出”的钞票。除此之外，根据我查阅的资料，尽管2009年广义货币M2剧增了13.1万亿元，增幅高达27.7%，但是央行向市场净投放的资金很少，全年净投放才2130亿元，实在是少得惊人！2010年，尽管上半年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央行全年的资金净投放也只有8895亿元。2011年，虽然央行给人们的印象是货币政策步步从紧，曾连续6次上调准备金率，但实际上央行向市场的资金净投放还真不少，全年高达1.9万亿元。即使如此，2009年、2010年、2011年这三年时间里，央行向市场的资金净投放总共差不多3万亿元。再加上发出的现钞1.7万亿元，总共才4.7万亿元。这应该是这三年央行全部增发的“货币”数量。但是，这三年期间，中国的广义货币量从47.5万亿元增加到85.2万亿元，净增37.7万亿元。
理解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凯恩斯与后凯恩斯主义的视角
在经济学中，货币供给一直被视为一个关键问题。然而，对于货币供给的控制和其与经济活动的关系，不同的学派有着不同的看法。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将货币供给视为外生变量，主要由央行控制，但这种观点在近年来受到了挑战。本文将从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角度，探讨货币供给的内在机制和其对经济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定义了货币的创造和供给。在这个视角下，货币的供给并不是由央行独立控制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由银行贷款决定。当个人或商家从银行贷款时，这些贷款就会变成其他人的存款，从而增加了广义货币的供应。
如果我们深入理解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这一观点，就会发现，控制广义货币的关键并不在于央行主动发行货币，而在于控制银行贷款的发放。在经济扩张时期，如果不能有效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广义货币就会迅速增加。
过去几年，尤其是2009年以来，中国广义货币的快速增加，主要是由于商业银行贷款的急剧膨胀。尽管外汇占款所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是一个次要因素，但最主要的推动力量还是商业银行的贷款。这一过程在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的收入和财政存款急剧增加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理解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货币供给的机制和其对经济的影响。在实践中，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以控制广义货币的供应量。同时，我们也需要深入研究房价上涨、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以及政府收入和财政存款增加等因素对广义货币供应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并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
房地产交易创生大量广义货币
近几年房价快速上涨，房地产交易量快速攀升，正是中国广义货币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贡献因素。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购房贷款的快速增加，实际上导致了更多的广义货币被创生出来，由此我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过去十几年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房地产是中国广义货币的创生机器。
在这样的背景下，房产商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不断开发建设新楼盘。然而，购房者往往需要申请银行贷款来购买房屋，随着房价的上涨，贷款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这些贷款资金在转存到银行后，便成为了房产商的银行存款。当这些存款进入到央行的统计数据库时，它们便被归类为广义货币。因此，房价的上涨不仅带动了购房需求，也间接地推动了广义货币的增加。
另一方面，房地产商在获取土地之前也需要向银行申请贷款。据统计，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6%。通过银行贷款，房地产商获取资金，转给政府进而获得土地。而政府又将这部分贷款存入银行，转而投入其他更大的开发项目，最后变成了一些开发商的银行存款，汇集在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中形成“广义货币”存量。
需要注意的是，广义货币M2并非现钞，它实际上绝大部分由存款构成，仅仅记录了市场交易的结果。因此，如果央行现在放开乃至鼓励银行信贷，如果全国的房价、地价再来一轮快速上涨，必然伴随的一个结果就是广义货币又会快速增加。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思考当前经济政策的利弊得失。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房价上涨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房价上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任由房价上涨而不管其他因素，最终可能会导致泡沫破裂和经济衰退。
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来平衡经济发展和房价上涨之间的关系。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加强监管来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房地产市场热度；通过政策引导来鼓励房地产企业进行多元化投资和转型升级；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住房保障力度等措施来缓解社会矛盾。
中国的房价高得离谱，已无法与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相匹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但随着劳动人口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增加，房价必然也会有下跌的时候。目前，中国股市不景气，银行存款利率“跑”不过通货膨胀率，由此严重阻碍甚至堵塞了中国居民家庭和企业的投资渠道。中产阶层没有有效的投资渠道，多数家庭又很难且不大愿意将有限的资产转移到海外，因此一看到房价上涨，觉得房地产有投资机会了，便纷纷转头拥入楼市，进而推升房价，进一步吹大房价的泡沫。
在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那就是“管理预期”。这个理念在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它告诉我们，人们的预期对经济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来管理这些预期，以避免经济泡沫的形成和破裂。
对于房地产市场来说，管理预期同样适用。当人们普遍预期房价会持续上涨时，他们就会争相购买房产作为投资或资产保值，从而推动房地产泡沫的形成。然而，如果政府能够让人们意识到房价已经相对较高，并且投资房地产存在风险，那么人们就会更加谨慎地对待房地产投资，从而避免泡沫的形成和破裂。
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来看，我们主张市场自行运作，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物价。政府的最大责任不是发布限购令或用行政手段控制房价，而是通过教育和宣传让人们明白中国的房价已经相对较高，投资房地产存在风险。
就像在金融市场中一样，人们常常警告说“股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现在，我们需要让中国老百姓明白“房市有风险，投资也须谨慎”。投资房地产一旦泡沫破裂，想要像股市那样尽快“斩仓”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来管理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让人们更加谨慎地对待房地产投资。这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来实现，也可以考虑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引导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管理预期是避免经济泡沫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房地产市场中，政府应该采取措施来管理预期，让人们更加谨慎地对待房地产投资。这样才能够实现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避免泡沫的形成和破裂。
中国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手段是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和促进其健康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对于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调控措施，如限购、限贷、限价等手段，旨在调节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避免市场出现泡沫和风险。这些调控手段的合理使用可以起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 维护市场稳定：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会导致房价波动过大，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通过调控手段，可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避免市场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维护市场的稳定性。
-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保持供需平衡、价格稳定和市场秩序良好。调控手段可以引导市场回归理性，避免投机炒作，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 保障居民住房需求：房地产调控手段的目的之一是保障居民的住房需求。通过限购、限价等措施，可以避免房价过高导致普通居民难以购房，保障居民的基本住房权益。
- 防范金融风险：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和波动可能对金融系统产生风险。通过调控手段，可以控制房地产市场的风险，防范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
调控手段对房地产市场周期性波动有一定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波动是由供需关系、经济周期、政策调控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调控手段的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市场供需关系，影响市场的价格和交易活动，从而对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产生影响。
具体来说，调控手段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波动：
- 平抑市场波动：调控手段可以在市场过热时采取限购、限贷等措施，抑制投机性需求，避免市场出现过度波动。这有助于平抑市场的短期波动，维持市场的稳定。
- 调节供需关系：调控手段可以通过调整土地供应、控制开发规模等方式，影响市场的供给量，从而调节供需关系。当市场供过于求时，可以通过减少供应来平衡市场；当市场需求不足时，可以增加供应来刺激市场。这有助于调节市场的长期波动。
- 引导投资方向：调控手段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导向，引导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的不同领域和地区，从而影响市场的投资热点和风险分布。这有助于平衡不同地区和领域的发展，减少市场波动的集中性。
图表分别统计了产出、房价、M2以及利率的均值、标准差、峰值、谷值和极差。可以看到，在区制1下各个变量均呈现出明显的微波化波动特征，除去货币供给量M2的标准差高于其在区制2下的标准差以外，其余变量的标准差均为三个区制下的最低值。且在区制1下所有变量的峰位和谷位之间落差显著减小，极差值分别为4.40、21.36、10.83以及2.01，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综合以上描述性统计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区制1为低增长、低波动阶段。而在区制3下，产出、房地产价格、货币供给量、利率等变量的波动水平相比于区制1显著提升，标准差分别达到2.37、10.84、4.93、1.12。除去利率变量以外，其他变量的极差也均为三个区制当中的最高值。同时，所有变量的均值水平也都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这表明区制3内经济系统处于高增长、高波动区间。在区制2下，所有变量的数字化特征均介于区制1和区制3之间，表明区制2所对应的经济运行阶段属于中波动阶段。变量的数字化特征表也进一步印证了MS－VAR模型对于我国经济运行区制的划分是较为合理的。
2023年一季度，随着房地产放松政策进一步落地、购房者信心有所恢复、积压的需求集中释放，楼市迎来局部小阳春，销售环比转正、同比显著改善。进入4月，销售环比转负，回落幅度高于2019-2022年同期水平，同比涨幅较3月收窄，复苏进程放缓。
近期复苏较好的城市以人口人才净流入、库存去化快、产业优势突出的城市为主，而无突出优势产业、人口流出、库存高企的城市复苏表现相对较差。
复苏第一梯队城市：北京、深圳、成都等，三个城市环比连续3个月正增长、同比连续3个月改善。
复苏第二梯队城市：上海、广州、苏州、杭州、南京、武汉、青岛、无锡、佛山、宁波等，这些城市环同比实现2个月正增长或同比连续3个月正增长。
复苏较弱的城市：福州、南宁、泉州、柳州、芜湖、娄底、吉安等，这些城市环比、同比改善幅度小、持续时间短。
长期看，区域分化是未来房地产市场最大的特征；房价普涨的大开发时代结束，城市内部房地产市场分化加剧；产业+地段为王；改善时代来临，产品力将成核心竞争力。
楼市的复苏并非偶然，而是来自市场信心、供给出清和销售回款的持续推动。房地产行业所面临的困境仍然存在，风险未曾解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议尽早采取行动，以化解行业的困境。
以下是七大措施，可以作为解决房地产问题的方法：
首先，下调二套房首付比，以支持那些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的家庭。他们的需求一直存在，只是受到首付比例过高的限制。降低首付比例将使他们更容易实现换房的梦想。
其次，对于购买首套房的刚需家庭，也应适当下调贷款利率。这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减轻负担，也有助于刺激市场需求。
第三，对于低收入家庭和应届毕业生的租房支出，政府和企业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补贴。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在负担租金的同时，也能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其他生活必需品。
第四，放开二线城市的外地首套购房限制。这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在二线城市购买自己的第一套住房，从而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第五，降低交易税费。过高的交易税费不仅增加了购房者的负担，也抑制了市场的活力。因此，降低这些税费有助于提高市场的活跃度。
第六，改变此前过严的限购、限贷、限价措施，恢复到正常市场状况。这些措施虽然可以控制市场的过热，但过度的限制也会阻碍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适当地放宽这些限制，可以使市场更加活跃。
最后，支持银行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带押过户”等便民善政。这些政策可以帮助购房者减轻负担，同时也能刺激市场的需求。
同时，我们还需要通过“城市群战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租购并举”等构建新模式，以促进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楼市的复苏是持续的，而不是短暂的繁荣。
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作出研判，并提出“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随后，各地各部门迅速跟进，对房地产相关政策进行新一轮的具体调整优化。
目前，作用于房地产市场的限购、限售、限贷、限价等政策均传递出边际调整的信号。相较于此前政策在供给端的种种调整优化，各界预期，此轮着眼于消费端的政策调整，将为市场带来更明显的提振。
以此次“认房不认贷”政策为例，政策明确，居民家庭（包括借款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申请贷款购买商品住房时，家庭成员在当地名下无成套住房的，不论是否已利用贷款购买过住房，银行业金融机构均按首套住房执行住房信贷政策。这将使更多购房人能够享受首套房贷款的首付比例和利率优惠，降低购房成本。
在对过去各种限制性措施进行调整优化的同时，信贷、税收等相关政策也在加强协调，一系列降低交易成本的政策不断加码。各界预期，政策的协同发力，将更全面和有效地疏通房地产消费链条，进一步满足和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以居民换购住房有关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为例，政策明确，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该政策与“认房不认贷”叠加，将进一步降低购房者置业成本，更好支持换房需求释放。
服务业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2011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量虽然较前一年增加20.3%，但对GDP的贡献却跌至-5.8%。另一方面，政府和民间投资都在逐年减弱。随着土地收益的下降，地方政府要借新债还旧债，还要发新债来谋发展。目前这种由政府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来看是难以为继的。如果继续依靠贷款推动“铁、公、基”项目投资，以此来寻求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我们的经济不但走不远，还会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催生大的经济危机。综合各种因素，我觉得发展服务业将是中国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
发达国家服务业占全部GDP的份额大致为70%，墨西哥的占比约为60%，印度也已达到50%左右，而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42%。2011年美国的GDP总量略超过15万亿美元，按目前汇率折算，中国的GDP总量大约为7.5万亿美元，为美国的一半。但中国的汽车、钢铁、水泥、煤炭等产量远高于美国，与美国相比主要差距就在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上。这说明中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国家未来经济的增长，应该转向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目前美国的服务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服务业，经过多年的不断扩张，与自身法律制度建设紧密相连。一个良序的法律制度体系有助于确保交易合约的实施，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发展。2007年，中国的证券化率最高为151.5%，即1元GDP对应1.52元左右的股票和有价证券。2009年以来三年多的时间里，沪深股市通过IPO、增发和配股募集到的资金达2万多亿元，但中国的证券化率却在萎缩，目前还不到70%，下降了一半还多。
为何判断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渐进下移？
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普遍下降，意味着整体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移。我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在理论上得益于今年年初我重读凯恩斯的“货币三论”——即《货币改革论》(1926)、《货币论》（1931）以及《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即《通论》，1936）——所得到的一些感悟。在《货币论》第30章中，凯恩斯曾强调指出：“我要提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指出这一点，凯恩斯还觉得不够，又补充道：“本书的重要论点是，国家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
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退，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或言平均利润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或者反过来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是一国繁荣兴衰的重要经济指标。当然，经济学的业内行家会知道，从宏观经济的技术分析上说，资本边际回报率短期可能与经济的去库存化周期有关。但是，伍晓鹰、彭文生的研究团队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都表明，中国各行各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多年来已经保持了一个下降的趋势，这就可能不是一个短期去库存化的问题，而可能是个经济增长趋势性的问题了。或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当各行各业都感觉赚钱难或不再赚钱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的经济繁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
从1979年算起，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30多年了，年平均增长速率超过了9%；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到2011年，尽管有2009年上半年的短期经济增速下跌，但是我们可以说经历了10多年的黄金增长时期，年平均GDP增速超过了10%。这么长时期和这么快速的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从人类近现代和当代经济史来看，在欧洲近代崛起过程中，工业化导致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先是有一个“快速”增长时期，然后进入中速增长期，最后进入一个长期停滞时期。按照麦迪森（Angus Maddison）教授生前的研究，英国从1830年到1870年的年复合增长率才2.05%。到1873年第一次世界经济大萧条就结束了。然后从1870年到1913年进入中速增长期，年复合增长率为1.90%。1913年后，出现了“英国病”，二三十年经济增长率为零，失业率超过10%甚至20%。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差不多1950年后，英国才随二战后的一波全球经济快速增长而从“英国病”中走出来。从近代史上来看，德国的经济崛起时间也大约只有30至40年，自俾斯麦1871年统一德国到1913年，德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83%，然后，德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家变成一片废墟。再看日本，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期为18年，实际上这还要归因于日本在战争废墟上的经济恢复，才有这一波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GDP年平均增速为8.89%，1975年至1990年为中速增长期，年平均增速为4.29%。1990年后，日本陷入长期的萧条期，到目前，这20多年年平均增速只有0.85%。
通观人类一些国家的近现代和当代史，反观中国经济目前的整体发展阶段，我有一个不甚成熟的判断：目前中国经济大致相当于日本经济在1973年到1975年所面临的情形，即正在从高速增长期逐渐向中速增长期移位。
在过去的三年里，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累计达到了惊人的80.49万亿元，年均增速高达25.8%。如果2012年的货币政策再度放松，财政刺激政策加大力度，那么这四年的总投资额将超过110万亿元，这是2012年GDP总量的两倍，更是超过了中国的广义货币M2和银行储蓄总额。
理解了如此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为什么全球经济在过去三四年中复苏如此困难，而中国经济尽管有超过9%的GDP年增速，但仍然无法摆脱增速下移的趋势。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如此巨大的投资推动下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当全社会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的大趋势下，投资的回报会逐渐减少，甚至出现负利润。那么，当投资项目不再赚钱，谁来承担还款的责任？谁来为这超过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埋单？
基于这样的观察和思考，我近年来一直呼吁要警惕中国经济潜在的风险。根据奥地利学派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当还款期到来，投资需要清算时，大萧条就不远了。
我们需要理性看待经济增长和投资，不能盲目追求数字上的繁荣，而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向消费和创新驱动转变，以实现长期稳定和健康的发展。
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
中国经济增速的逐渐下移，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完全退出，无所作为。相反，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仍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想象一下，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就像是为一个年轻的孩子搭建成长的支架。这些投资可以改善交通网络，让货物和人员更加便捷地流动；可以提升电力和通讯设施，让信息更加畅通无阻；可以助力企业和人才释放更大的潜力。这些，都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此外，政府的投资并非简单的投入，而是一种引领。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进行基建投资，就如同打开了一扇窗，让阳光照亮了政府的融资之路。这不仅有助于减少腐败现象，提高融资效率，更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投资也是对民生的关怀和改善。当我们在中西部一些城市看到政府投资于基础设施，看到这些项目如何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我们不能不为之动容。这些投资，就像是一颗颗种子，播撒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待它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政府的投资视为一种负担。相反，我们应该看到它们对于经济增长、市场化和民生改善的重要作用。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价值，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尽管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投资率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率是必须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国家发展战略上讲，在中国经济增速渐进下行的趋势中，与其靠启动更大规模的投资来“保增长”，毋宁努力寻找中国逐渐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和即将进入中速增长时期的一些新的增长点。
在寻找未来中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时，我们不能忽视林毅夫教授提出的政府指导和引导下的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然而，除了这些措施外，我认为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是一个经常被提及但容易被忽视的因素。
虽然金融服务业似乎已经成为了经济学中的常识，但是我认为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服务业并不只是为制造业和实体部门服务和融资的部门，它们本身也创造GDP。当我们谈论经济增长时，我们不能只关注制造业和实体部门的发展，而忽视了服务业的贡献。
金融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融服务业通过提供各种金融服务，帮助企业和个人进行投资、融资和风险管理，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金融服务业本身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GDP。
在中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尤为巨大。中国拥有庞大的金融市场和众多的金融机构，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金融服务业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加快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
在发展金融服务业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忽视。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政策和提供支持来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例如，政府可以放宽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鼓励更多的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并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政府还可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控制，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之一。我们需要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并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加快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动力。
回顾人类近现代经济史，尤其是当代经济史，我们发现，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并不仅仅表现为科技进步、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升级，而且表现为市场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越来越迂回，更多的交易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出现，结果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越来越大，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就此而论，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的增加，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的特征事实或者说内在构成部分。
产业结构：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导。尽管制造业产量在GDP中占据较大比重，但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对提高GDP的质量和附加值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加快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一、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及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产业结构长期以制造业为主导，这使得制造业在GDP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制造业面临着许多挑战。首先，制造业的附加值相对较低，对环境污染较大。其次，制造业的发展已经接近瓶颈，难以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最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制造业的竞争力将进一步下降。
二、服务业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现状及潜力
相比之下，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和较低的污染。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服务业的需求迅速增长。目前，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但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此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对于提高国家的科技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需进一步加强研发和创新。
三、政策建议
为了加快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加大对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投资。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鼓励企业加大对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研发投入。
-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消除制约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力。
- 推动人才培养和引进。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支持。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同时积极引进国际优秀人才。
-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和技术，为中国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创新能力：
尽管中国在许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在创新能力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加强科研投入、鼓励创新人才培养、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措施，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提高GDP的质量。
创新能力是指在技术和各种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1。创新能力是人类各种能力中的最高级别，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2。
创新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 培养批判精神：培养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分析能力，以及对传统观念和方法的质疑精神3。
- 创造创新氛围：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条件，鼓励员工提出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激发创新的动力3。
- 培养创新思维：培养灵活的思维方式，鼓励跳出传统思维模式，勇于尝试新的思路和方法6。
- 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通过培训和学习，提升员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3。
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个人和组织共同努力。同时，创新能力的培养也需要注重实践和经验的积累，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反思，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的水平。
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全球第11位，较2012年跃升23位5。中国在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表现出色，在多个细分指标上排名全球第一5。
中国的创新能力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中国在创新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根据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4》，中国在全球40个主要国家中排名第19位1。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全球第11位，较2012年跃升23位2。这些数据显示了中国创新能力的稳步提升。
中国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多个方面的支持和推动。首先，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通过加大科研投入、改革科技管理体制、优化科技政策环境等措施，中国积极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其次，中国大力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提升科技人才队伍的创新能力。此外，中国还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积极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科技成果，推动科技创新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中国在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表现出色，在全球排名第6位2。中国在阅读、数学和科学等领域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排名第12。此外，中国在国内市场规模、企业创新、劳动力产值增长等方面也表现出领先水平2。
然而，中国的创新能力仍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科技创新资源布局不均衡等问题仍需要解决6。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现高质量发展4。
中国的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中国将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培育创新型人才，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推动中国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
绿色发展：
中国，这片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土地，在近年来经济的腾飞中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正如一句古语所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国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如何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了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来以制造业为主导，这种模式使得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然而，这种以资源密集型、高污染为特点的产业模式，使得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如今，中国已经认识到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其中，推广绿色技术是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绿色技术指的是那些具有环保特性的技术，它们可以帮助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降低对环境的污染。例如，中国已经开始大力推广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同时，中国也在积极研发和推广环保产业，如环保材料、节能设备等，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带动经济增长。
除了推广绿色技术和发展环保产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因此资源的合理利用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从而保护生态环境。例如，中国已经开始推广循环经济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对废旧物品的再利用，从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浪费。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中国的绿色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要想实现真正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需要加强环保意识教育，让每个人都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加强环保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力度，让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我们还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
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任重而道远。然而，只要我们坚定信心、积极应对，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这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让我们携手共进，共同为中国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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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智库：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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